一个人的思想是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慢慢形成的，不一样的社会环境会产生不一样的想法。那时候的明王朝，政治上问题一大堆，经济上又很穷困，加上边防还有里里外外的麻烦，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张居正的思想。所以，要是想了解张居正的行政道德观念，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明白了。

张居正的政治道德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张居正在四十一岁前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当政的时候度过的，那会儿叫嘉靖朝，总共有四十五年。从他还是个孩子起，一直到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从荆州老家来到了北京这个全国的中心，后来他又做了官。这一路走来，他对社会的艰险、官场的炎凉、人心的复杂多变，从不太懂到非常明白，全都是因为他经历了嘉靖朝从开始到结束的那段特殊时光。

他心中的追求和想法，包括迷茫、不满、忧虑，还有他的政治观点是如何形成和确定的，他刚开始崭露头角又经历挫折，直到最后决定勇敢地参与到朝廷高层的斗争中，这些事儿都发生在嘉靖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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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管理上的问题，就像是政治环境里的一大堆毛病和乱子。

十四五世纪之交，明朝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积累，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不过，因为封建社会已经逐渐老去，社会矛盾缓和后又很快激化，到了十五世纪中期，明朝就开始问题不断，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本就摇摇欲坠的明朝又遭遇了无数的波折和挑战，结果导致朝廷里权臣当道，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的政治局面。

嘉靖皇上的脾气真是让人捉摸不透，时而施恩，时而施威。

嘉靖帝朱厚熜，这个人性格鲜明，很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上一任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所以他作为近亲，以外藩世子的身份被挑中当了皇帝。他可不懒，脑子也挺好使，反应特别快，尤其是碰到关乎自己面子和利益的事情时，更是机灵得很。

他当上皇帝后，一直紧握大权不放，脾气古怪，杀了不少人。他碰到事情就倔得像头牛，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心里还特别多疑，容不得半点反对的声音。在他统治的时候，他硬要推行两件事：一是为了“议大礼”大开杀戒，二是痴迷道教里的求仙问药，还拿这些来管国家大事。这两件事，在当时都被大家认为是不合祖宗规矩，也不像个皇帝该干的。

说到“议大礼”，其实就是大家争论该咋称呼嘉靖继承皇位这事儿。说到底，嘉靖觉得自己是从外面藩王来的，不是直系，有点没面子，所以想通过改礼仪来证明自己也是朱家的正统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他是朱厚照的堂弟，接手的皇位。因此，按照家族规矩，朱厚熜应该叫弘治皇帝为爹（皇考）。

不过，他死活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他觉得自己作为成化皇帝的嫡孙，才有资格继承皇位。他只承认弘治皇帝是自己的皇伯父，正德皇帝也只是皇兄，和皇位继承没啥关系。相反，他非要称自己的老爸朱祐杬为兴献帝，老妈蒋氏为兴献后，还要专门给兴献帝建个宗庙，祭祀规格和太庙一样，坟墓也要改称显陵，连他之前住的安陆州都要改名为承天府。

后来，按照之前给已故皇帝加谥号的做法，也给朱祐杬加了个睿宗的尊号。这意思就是说，得在成化皇帝之后，弘治和正德皇帝之前，硬加上一个死后追封的皇帝。这样一来，弘治和正德皇帝就被算作是旁系了。

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一场大热议，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大臣们意见不合。以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一群人坚决反对，他们主要是依据儒家的家族伦理学说，特别是宋代大学问家程颐提出的观点，觉得继承皇位的人，得把继位前的皇帝当作父母。亲生父母只能称作伯父、叔父或伯母、叔母，否则，就是违背了做人的大道理。

杨廷和的看法和大家一直以来的想法相吻合，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官员和学者的全力支持。他们不同意让小宗的兴王来继承成化皇帝的位置，觉得这会彻底打乱规矩，是根本没法接受的。

所以，嘉靖对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凡是上书直言进谏、在皇宫门前跪地痛哭的大臣，都会受到贬官、拷问、当庭杖责、下狱、流放到偏远地方的处罚。在嘉靖三年，一下子就抓了142位在宫门前痛哭的学士，其中包括丰熙等人；另外一次，又抓了134位官员，如郎中马理、杨慎等，总共有220人受到了惩处。

嘉靖说他们“欺负朕年纪小，结党营私，不顾父子情、君臣义”，连负责辅佐的重臣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也被他赶走了。相反，对那些会察言观色、讨他欢心的人，嘉靖却大力提拔。老实说，大礼议的争论就像是茶杯里的小风波，两派人各说各的理，其实也没个绝对的对错。说实在的，这场争论拖得这么久、这么激烈，朝臣们分成两派势不两立，都是嘉靖自己搞出来的。

他为了反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择手段，甚至用杖打、驱逐、贬谪、杀害等残忍方式来收尾。他也不管国家政务会停摆，朝廷秩序会大乱，刚坐上皇位就闹出了严重的治理问题。这么做，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名义，说他继承了皇位但没继承皇位上的子孙责任，同时也想给死去的父亲争取一个皇帝的谥号和专门的庙宇。

仔细琢磨他的心思，其实就是想满足自己作为皇族正统、地位正当的那种虚荣感。嘉靖皇帝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迷信神仙方术”。身为皇帝，嘉靖如此沉迷于这些歪门邪道，肯定会对国家的政治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嘉靖皇帝从坐上皇位那天起，就经常在宫里搞斋戒祭祀，烧青词向上天祈福。吏部尚书刘宇等人早在嘉靖元年就因此上书劝谏，可嘉靖皇帝都没当回事儿，这事儿也反映出新皇和朝臣们之间有挺大的意见不合。嘉靖觉得青词是求天神保佑的好办法，是修炼玄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他一辈子都在不停地烧青词祈福。

好多大臣为了讨皇帝开心，宁愿不管国家大事，而把大部分时间和心思花在写那些对仗工整但内容荒诞无聊的祷告文上。嘉靖皇帝也把这些大臣会不会猜他的心思，擅不擅长、勤不勤快写这种祷告文，当作判断他们忠不忠诚、有没有本事的主要依据。

一直争吵不休的政府内阁

在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就像是国家的总管家，管着国家的各种大小事情。因为嘉靖皇帝不怎么上朝，所以，内阁的大臣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皇帝的部分权力。

内阁就像是个写文件的团队，里面的人大多都是从翰林里挑出来的，就连内阁用的大印都是从翰林院那边借来的。所以，明代的人们也常常把内阁叫做文渊阁，因为那里都是翰林。管这个团队事情的人，就是首辅。跟以前的朝代不一样，明代的阁臣其实是给皇帝写诗写文章的助手。就像嘉靖皇帝喜欢写青词，那他的阁臣们个个都是写诗的好手。

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的宰相都是政府里的一把手，他们主要看重的是办实事的能力。就像汉朝的宰相大多都是从郡守升上来的，宋朝的宰相也得先在地方州郡历练过。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他们了解百姓的疾苦，熟悉人情世故。

明朝的首辅其实就是内阁里地位最高的文人，一开始设置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的行政大权。他们主要就是陪皇帝聊聊诗文，写写国家的历史，按照皇帝的命令起草文件，就像是皇帝的代笔一样，这叫做“票拟”。但就算是这样有限的权力，首辅也不能自己说了算，还得让秉笔太监盖上“朱批”，然后送到文书房抄写、发送出去，这才算数。

根据这个规矩，皇帝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时，内阁的权力其实挺小，也成不了宰相府，这是明朝初年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后代大多都照着做。但这种情况到了嘉靖皇帝中期就变了，因为嘉靖迷上了修道，不想被日常政务打扰，就得找个机构帮他管事，内阁最合适了。所以嘉靖对内阁的重视超过了他爸和他爷爷，文渊阁也因此扩建，并正式叫做内阁了。

严嵩自嘉靖二十一年进了内阁，就因为他文采飞扬，又会猜透皇帝的心思，所以深得皇帝喜欢。皇帝给了他“忠勤敏达”的好评，让他能自由进出皇宫，享受到了其他阁臣都没有的特别待遇。

嘉靖皇帝老住在西苑，严嵩在朝廷上权力大得很，把内阁和首辅的地位都提上去了。那时候的内阁，跟明朝刚开始的时候比，可大不一样了。首辅其实已经跟宰相差不多了，这是明朝官场上又一次大变。等严嵩倒了台，嘉靖皇帝也死了，内阁那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保住了，成了官场里大家争权夺利的一个重要地方。

隆庆元年，内阁里的李春芳是个老好人，他写青词写得好，所以嘉靖很喜欢他，官职也比高拱高。嘉靖死后，他和高拱一起工作，但觉得自己难以被大家接受，就提前退休，回家享清福了。郭朴呢，因为和徐阶有矛盾，也请求回老家了。陈以勤这个人很会藏拙，又很懂人情世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张扬，不与人结仇也不得罪人，但总是得小心应付各种关系，最后累得不行，就称病辞职了。

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既有抱负又有本事的厉害人物。徐阶是个老练深沉的家伙，他原本是副首辅，后来顺理成章地升为首辅，这很正常。每当老皇帝退位新皇登基时，通常都是个大换血的好时机，新皇帝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往往会想办法改掉老一套的毛病。

嘉靖皇上老是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给耽误了，大臣们心里都特别难受。徐阶为了做点实事，只好借着发布先皇遗命的机会，来纠正以前的错误，这样一来，内阁里就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纷争。

国家快要不像个国家，到处都需要重建和振兴的社会状况。

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就像是个啥都得从头开始整的时代。经过了嘉靖和隆庆两个皇帝的时代，明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不再像开国那时候那么强盛了，反而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线往下掉。

皇上不去上朝，朝廷里坏人掌权，老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加上当时社会上问题多多，这些沉重的税和费最后都压在了最苦的劳动人民头上。而且，各级官员都贪心不足，对军队的建设也越来越不上心，结果明朝中后期的军队只是个空壳子，保卫国家的能力大大减弱。

频繁侵犯边境，攻占县城州府，残害百姓

在正统十四年的时候，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这件事说明明朝和蒙古的关系有了大转变，明朝不再掌握打仗的主动权了。另外，土木堡之变也意味着明朝国内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

到了嘉靖时期，外面的蒙古部落力量越来越强。嘉靖二十一年时，蒙古骑兵打下了山西，明朝的军队因为人少武器差，不得不连连后退。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带兵闯进了山西大同，接着又迅速往北打，差点儿打到了京城，这事儿历史上叫“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让明朝的统治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如果蒙古入侵的问题不解决好，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像晋朝迁都东边、宋朝跑到南边那样的惨事。明朝中期，国内民族问题加剧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南方的土司起兵造反。

明朝接着用了元朝的土司制度，认可了四川、云南那些地方的土司权力，结果土司们老是为了争权互相打斗，这些打斗最后就变成了反抗朝廷的叛乱。正统二年十月，云南麓州的宣慰司思任去打南甸的土官刁贡罕，到了第二年，思任打败了刁家，占领了腾冲、南甸、潞江这些地方，还自称“法”。

皇上让思任放弃王爵称号，但思任根本不理睬。到了正统四年五月，明朝派沐昂当指挥官，加派士兵再次开战，结果第二年二月又在陇把打了败仗。正统六年一月，明朝又换了指挥官，集结了十五万大军，军费开支浩大，经过七年的苦斗，终于平定了叛乱。

嘉靖元年，广西那边岑猛又起兵造反了。早在正德年间，岑猛是广西田州府的同知，他带兵去帮忙打江西的农民起义，立了不少战功。岑猛心想着能升个知府当当，结果不但没升官，反被朝廷的官员一次次敲诈。他一气之下，就起兵造反了。到了嘉靖五年四月，明朝政府派了个督御史，带着八万大军去攻打岑猛。

第二年五月，岑猛的手下卢苏和王受又一次闹起了反叛，朝廷就让王守仁去平定。那些土司们你争我斗，打得不可开交，“叛乱又起，两江地区都惊慌不已”。

明朝管不住，只能认了卢苏立的岑芝。民族矛盾一个接一个，让大明王朝忙得团团转，这也说明大明王朝那时候已经非常虚弱了，要是再不改变，很可能就会被推翻。

天灾人祸不断，穷人还是很多，案件判决多有冤屈和不公——法律松弛，刑罚滥用的情况很严重。

一个国家的强弱，往往看它法制是不是完善，还是变得松散。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要乱亡，法制必先坏”。明代时，中央管司法的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这三个部门就是“三法司”。刑部负责审理案件，都察院负责监督，大理寺负责复审纠正。

就是说，归中央管的案子得先由刑部来审理，然后交给都察院好好商量并给出意见，接着再送到大理寺复查一遍，等大家都同意判决结果后，再一起上报给皇帝做最后决定。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谨慎处理刑事案件，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部门互相监督，谁也不偷懒，都能好好负责。

但这种结构重复，职责混乱，常常导致互相推诿，只剩下一纸空文的约束，无法保证执法的准确性和司法的公正性。特别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权力大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司法权不得不依附并听命于君权。皇帝可以绕过司法主管部门，利用非正式的司法系统和人员来插手或直接审判案件，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法律被抛在了一边。

明朝时候，最显眼的就是特地弄了些像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这样的特别抓人机构，他们都能听皇帝的话去抓犯人，管各种案子。朝廷定的法律，结果皇帝自己先不遵守，可见那时候法律松散、刑罚滥用到了啥程度。

国家钱袋子空了，老百姓也没钱没物，经济陷入了困境。

在古代，财政被叫做“国用”。一个国家国用的情况如何，也就是说国库满不满，是判断国家强盛还是衰败的重要标准。到了明朝中期，统治上的大问题主要就体现在财政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这财政危机，就是大家要求改革的直接导火索。

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块，就是田赋、商业税和政府经营的产业赚的钱。这里面，田赋收得最多，而在田赋里，种地的税又是大头。收税时，主要收的是大米、小麦、丝绸、棉花这些实物，同时也会收点银两和钞票。

明朝时，一些税粮会留在当地，用来支付官府的开支和皇族成员的俸禄，而剩下的税粮则会被运送到京城和军队所在的地方，作为皇宫、朝廷和军队的开销。在永乐和宣德时期，每年送到京城的白银有三十多万两，漕粮最少有一百四十八万石，最多时能达到六百七十四万石。从正统年间开始，每年送到京城的漕粮就稳定在了四百万石左右。

但是，当政者没能看出统治危机正在悄悄逼近，反而被国库满满、看似繁荣的假象给蒙蔽了双眼，忘了“钱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欲望却是永远填不满”的道理。就拿宪宗来说吧，他封了好几千个光拿俸禄不干事儿的传奉官，说是奖赏亲信和有功之人，这样一来，官员的俸禄开支就大大增加了。他还特别信佛信道，修了好多寺庙道观，光是京城里的大永昌寺，就花了国库好几十万两银子呢。

比如说，他派了自己信任的太监汪直去查看边境的防守情况。汪直趁机向边防将领索要大量财物，将领们没办法，只能用军费来贿赂他，结果“边防的储备都被掏空了”。到了成化十七年，宪宗为了宫里的开销，把太仓里三分之一的银子都划到了宫里直接管的内库里。这样一来，太仓里剩下的银子就只有一百二十万两了，跟成化初年太仓里存着的八百万两比起来，少了百分之八十五呢。

孝宗当上皇帝后，撤掉了两千多个靠关系做官的官员，还赶走了一千多个和尚道士，想好好整治一下国家的钱袋子。可是那时候，偷偷占地的事儿太多了，加上当官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所以，到了弘治皇帝晚期，国家的钱就不够用了。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皇帝驾崩，武宗皇帝就接位了。

按照老规矩，得给大臣们发点奖赏，但算了一下得花一百八十多万两白银。可国库里头只有一百零五万两，这里面还得留出五六十万两给军队发饷。要是把军饷挪用了，士兵们心里肯定不乐意。没办法，只能把奖赏减一减，从国库和皇帝的小金库里凑了五十五万两白银，就这么着了。

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财政问题有多严重。正德元年五月，户部侍郎陈清和户科给事中张文等人向武宗提议，召集大臣们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财政问题。户部尚书韩文查了查以前的账目，说近几年太仓每年收入的白银只有一百四十九万两，比正统年间少了大约四成，可支出却涨到了四五百万两，是正统时的两三倍还多。

老祖宗的钱因为长时间花得比赚得多，最后都被用完了，明朝的财政难题就这样开始了。到了1521年，世宗皇帝朱厚熜上台，他开始想办法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他先是叫停了那些不急着办的公家差事，又把朝廷在宣府、南京、临清、德州这些地方的仓库里存的一百多万两白银，都调到了太仓。嘉靖皇帝刚上台那会儿，每年收入的白银又能有两百万两左右了，而每年的开销也大都被控制在二百万两以内，最少的时候一年才花七八十万两，财政情况稍微好了点儿。

不过，世宗误以为财政困难已经解决，所以从嘉靖十年起，他开始大肆建造宫殿。加上斋醮、采购等其他方面的花费，宫里的钱花得飞快。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十五年，光是修建宫殿就花了六七百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得花掉大约四十万两。

嘉靖十五年往后，每年建房子、搞工程的钱都要花上两三百万两白银，比嘉靖刚开始那会儿多了好几倍，真是又让百姓受累又费钱，比武宗那时候还过分。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八月，世宗让户部查了查账本，发现嘉靖十年之前，京城和通州的粮仓每年收进漕粮三百七十万石，用掉二百八十万石，仓库里总能剩下够吃好几年的粮食。可嘉靖十年之后，每年用掉的粮食竟然达到了五百三十七万石，亏空了一百六七十万石，只能拿以前存下的粮食来填补。这样一来，京城和通州粮仓的粮食就只够吃四年了，比原来少了一半左右。

嘉靖八年时，皇宫里的银库存了四百多万两，外面的银库也有一百多万两。但这些钱不够用，只好拿嘉靖初年攒下的钱来填补，真是拆东墙补西墙。可还没等皇帝和大臣们想出办法，第二年就发生了“庚戌之变”，军费一下子涨了好多，国库里的钱全用完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户部报告说：那一年计划要花五百九十五万两白银，结果却亏了三百九十万两。世宗没办法，只好在南直隶、浙江这些地方多收了老百姓一百二十万两的田税，来填补这个大窟窿。从那以后，每年花的钱不是五百万两就是三百万两，而收入连支出的一半都不到，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一直到嘉靖朝快结束的时候，财政问题还是个大麻烦。到了隆庆元年，皇帝穆宗朱载垕决定要整理一下世宗留下来的乱摊子。查完账本后，户部尚书马森报告说：现在太仓里只有一百三十五万多两白银，但一年要花的钱却有五百五十三万多两，这些银子只够花三个月。京仓和通州仓加起来有六百七十八万石粮食，但每个月要发的粮食就有二百六十二万多石，这些粮食只够吃两年。

穆宗跟很多中世纪的皇帝差不多，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不了解百姓的辛苦和打拼的艰难，很容易就变得贪图享乐。没多久，他就再三要求户部拿出太仓里的银子供自己花销。

明朝中期，土地被少数人大量抢走，税收也不公平，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来，农民没法活了，只能逃跑或者造反，让阶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厉害；二来，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偷偷占有土地，还不交税服劳役，结果国家的钱袋子就瘪了。

这时候，农民起义、国内各民族间的争斗、抵抗倭寇的战争，加上皇室花销大、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导致政府的钱袋子迅速瘪了下去。最终，明王朝的统治问题以财政崩溃的形式彻底显现了出来。

发布于：陕西省